如通过入学年份可推测年龄，通过住址信息可推测收入，通过网络活动信息推测消费习惯。

[3]这种相似性在于, 我国的剥夺政治权利中包含了剥夺当事人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 这已经超出了其他国家刑法上的褫夺公权的范围, 无法简单用刑法上的褫夺公权来解释, 而更接近于德国的基本权利丧失。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当事人在诉讼中不得再援引相关基本权利, 从而使得诉讼将因为缺乏权利被侵犯的诉由不被允许。

对于行政机关来说, 它不需要进一步的法律授权就可以干预。1974年7月2日,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 没有证据表明被申请人有敌视国家的政治活动。[59]价值相对主义在魏玛宪法中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魏玛宪法第76条, 它规定, 宪法可以通过法律予以修改, 并且只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员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者同意就可以做出修改。其次, 防卫性民主只是一个原则, 即它只在一个抽象层面存在, 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化。当然也有把《基本法》第5条第1款第1句中以通常可允许的途径来了解信息的权利中的通常可允许的途径、以及第9条第2款中对结社的禁止视为宪法直接限制的。

这种外力就是国家公权力, 根据国家公权力的类型, 可以将基本权利干预分为立法干预 (法律保留) 、行政干预、司法干预。[51]最典型的就是《基本法》第8条第1款规定的和平不携带武器的集会。[34]孙谦等，见前注[10]，第271、275-276页。

例如某人委托你在一百金币限额内购买土地，或为铁提作保，你不得超过这一限额而购买或作保，否则你对他不享有委任诉权。[5]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并且只限于人民委托的范围，不享有任何不是来自人民委托的权力。针对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宪定职权设置负面清单也很重要，但重要性排位尚在其次。任何人如果了解以上清单对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基础性限制作用，以及联邦政府在这个网笼中为了扩展权力同各州进行两百多年拉锯争夺的历史，他/她就一定懂得国家机关及其权力清单对限制国家权力的基础性意义。

(四)形成权力清单乃宪法限制国家机关权力的基础性方法 前面主要讲了宪法限制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权力的方式，这里讲的是宪法限制权力的方法。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不时予以公布。

根据英国国会网站介绍，这些限制包括：向诸如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这样的机构下放权力。一个立宪国家，为设立新的国家机关而制定法律，是否需要修宪，以及立法要不要根据宪法之类问题，其实无需发生文字的或口头的争议。笔者以为，这类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好则可谓民主法治建设状况好，反之则一定不好。

合宪性审查的出现和发挥作用，须以上述两个清单的存在和发挥限约权力的效用为前提和基础，只是对两个清单限制权力效用的一种补充。②行政权的行使主体和范围：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人们常常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而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就是法律之笼的一根基础性支柱。未经公布的法律不得予以适用。

只有坚守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个原则，国家机关权力清单才能起到限制权力的网笼作用。[30]司法权本质上是裁判权，更不是宪法限制的中心所在。

[19]这里，肖先生显然是坚持以法无授权不可为为衡量标准，批评有关法律草案赋予某些国家机关的职权超出了宪法明确列举的范围。[22]BryanA.Garner(ed.),BlacksLawDictionary,eighthedition,ThomsonWest,2004,p.330. [23]《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无授权 权力列举 权力清单 权力负面清单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所以，折算下来，美国宪法文本运用不得的频率是中国宪法文本的约7.2倍。其实，肖蔚云教授还没有指出的另一种情况也很可能同时存在，即法律赋予某些国家机关的职权如超出了宪法明确列举的范围，很可能同时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7]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

中国晚清政府于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写进去，另外用其全部21个条款中一半以上的条款(第12条)规定君上大权，竭尽概括列举之能事，[27]此时的皇权确实够大，但显然不再是无限权力，已从登峰造极的高度后退了关键的一步。而违反宪法必须予以追究的行为，必然首先是损坏国家机关清单(如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和超越国家机关权力清单的越权行为。

按照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的原理和原则，……国家或政府的权力需要宪法、法律授予和列举，它们不能做宪法、法律未授予、未列举的任何事情。更具体说，社会主义宪法不言而喻包含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要求。

联邦政府希望逐步扩大管理权范围，各州则竭力将联邦管理权扩展尝试顶回去。按政治法律生活与经济生活相一致的原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宪法的国家机关职权负面清单中，就应该同时显著地增加新内容。

摘要:  虽然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在今天看来是个宪法原则,但它其实起源和生长于私法土壤。上前述三方面的情形或许可大体解释现代社会法律生活中主权与派生之权，本权与被授予之权，以及委任人授权与受任人处理委任事务之权这三重关系原理形成的历史根由。[9]②表示着重强调某项或某些基本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会特别申明这种强调式列举不排斥其他权利。后者如《宪法》第51、54条，这两个条款分别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但遗憾的是，社会上不少人士包括相当一部分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据此以为只有国家行政机关才有权力清单、行使权力不能超出清单范围，以为宪法对其它国家机关没有相同要求。知难行易，明白了相应的道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落实宪法规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成为充实宪定国家机关权力负面清单内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关权力受限制集中表现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反之，若弃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价值底线，现实的宪法法律秩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①通过权力扩张增加法权体量，从而压缩剩余权的比例，尤其是压缩其中由公民等私权主体通常应该能够享有的不由法律来认定和保护，而是由道德等另类社会规范调控的那部分权利或自由。或许有学者会提出这样的批评：没必要太看重国家机关权力清单的作用，没有了它们，我们可以推进合宪性审查制(或宪法监督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下同)建设，用后者的效用取代权力清单的功能。

有限政府原则其实是暗含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或人民主权原则中的。[35] 中国宪法也设置有国家机关权力负面清单，但是相对而言数量比较少。这或许是中国宪法难以有效限约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1]后有网媒将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解说为法无授权即禁止。

该官方网站还说，这些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议会主权原则，因为，至少从理论上看，国会可以废除造成这些变化的法律。[24]至于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给联邦国会列举了18项权力，也就是将联邦政府的权力限制在此18项权力的范围内，同时还提出了包括数十项内容的针对联邦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负面清单。

坚守法无授权不可为，中国宪法才能真正成其为宪法，否则它将实际上丧尽宪法的限权功能。法国宪法针对国家的权力负面清单的内容，主要存在于作为宪法组成部分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

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7] 成文宪法授予国家机关权力，通常采用的是法律人称为列举的一种古老技术，即通过一一列举事权或职权的方式来授予国家机关以权力。